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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借力“大数据”建立社会治理大平台

来源: 更新时间:2015-10-28 17:13:57 点击:

  23日,广州市社科联、南方日报社和暨南大学联合举办广州新观察第四期圆桌会,以“善治 参与 共享: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建设”为主题,研讨转型期的社会治理。会上,专家建议,借力“大数据”建立社会治理大平台,同时制定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条例,规范社会组织信息公开,让社会组织在阳光下运作。同时要给予社会组织成员参政议政机会,畅通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渠道,更好地实现善治。

  1探索政府善治、公众参与、社会共享的良好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我国社会发展也出现了急剧变革的局面。

  在此次研讨会上,广州市社科联主席曾伟玉表示,在当前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利益群体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和手段也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形成政府善治、公众参与和全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良好格局,如何更好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就是我们所要研讨的问题。”

  当天参与研讨的既有高校专家、也有社会组织代表,还有政府官员和基层组织的代表。曾伟玉希望各方代表的互动和交流,能够形成比较好的研讨成果,为今后党委政府更好加强社会建设,实现善治格局,提供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会上,广州市越秀区委副书记、社工委主任刘梅为与会专家带来了一线的经验。据介绍,越秀区借鉴国外先进地区的经验,应用互联网+,信息化手段,将业务部门服务管理事项和群众的数据纳入到网格,也就是网格化管理。

  同时,越秀区还加大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受上海的启发,该区构思了“专业+草根”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引入了4家专业社工机构,也找来了试点社区,挖掘社区自己内生的需求和资源,从项目策划、能力建设、资源拓展、经费支持、场地提供等方面孵化培育,促进社区草根组织的建设,使他们成为具有一定服务管理功能,有一定能力的社区组织。

  天河区车陂街道党工委书记王亚平则分享了该街道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治理机制。

  据介绍,车陂街的车陂村是天河最大的城中村,曾经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车陂村内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有成行成市的乱摆卖现象,村内像蜘蛛网一样的空中三线也逐步入地,村里还有了微型消防站及交通微循环,逐步达到了“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目标要求。这种变化的背后,其实是机制的转变。车陂街实施了一支队伍管全部的综合执法改革:在不增加人员编制、不改变人员编制、不改变执法主体的情况下,形成了涵盖公安、城管、工商等执法力量的综合执法大队。综合执法大队形成之后,车陂街乱摆卖现象得到了彻底的遏制。

  2“给予社会组织成员参政议政机会”

  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蔡禾看来,在社会治理中,让社会“自己管自己”其实是一种回归,现在引入市场经济力量,让私营部门也参与承担公共服务职能,有助于提高效率。而在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以及降低社会组织设立门槛方面,广东“可能都是走在国内前列的”。

  不过,蔡禾也指出了当前社会组织发展必须避免的一些问题。

  “一个组织如果只为了承接服务,那么它的出发点只能是工具性的。”蔡禾说,社会组织在服务过程中,如果不反映所在群体的需求,推动该领域的公共政策发展,那么它的发展是有限的。社会组织应该真正参与到社会治理结构中,成为所代表人群的利益表达者。

  蔡禾提醒,如果没有组织化渠道进行表达的话,任何利益表达就一定是个体的表达,而个体表达成功的概率是不大的。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浙江大学光华法学特聘教授葛洪义。他说,怎么保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并支持他们为了维护权利合法组织起来,是当下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遇到的无法谈判的被动局面,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能够代表群体的合法组织。为此,葛洪义建议,在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应该成为服务主体,而社会组织则应成为所在群体的利益表达主体,否则遇到群体事件,“就是面对分散的群体,很难做矛盾化解的工作”。

  而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汤娟也呼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评选时,要考虑到社会组织界别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给予他们参政议政的机会,为社会组织提供利益表达渠道。

  3 建议制定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条例

  社会组织如何自我约束?这也受到研讨会专家的广泛关注。

  截至2014年底,广东省省级社会组织是有2592家,但是参加评估的单位也就250多家,其中能够被评到5A级的社会组织很少。“从这些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社会组织在获取资源的能力、内部管理能力、公信力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汤娟表示。

  “社会组织既要表达利益,也要约束好自己。”蔡禾表示,就如全世界的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同时也在管理工人,其本身也是社会治理功能的一部分。

  不过,蔡禾也提醒,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不要走到行政监督的老路上,而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借助现代手段,将重心转移到制定规范、引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法律法规上面来。社会组织拿着社会的钱,信息应该向社会公开。而政府则是负责制定好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条例,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平台,老百姓上这个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组织拿了多少钱做了哪些事。

  汤娟也表示,社会组织的信息化建设实质上也是社会管理创新。我们应该以构建现代社会组织培育管理体系为中心,依托社会组织信息网络平台,加强社会组织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实现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建立社会组织的公众监督,提升社会组织的诚信度和公信度。

  “因此,我觉得要进一步加大社会组织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要建立多方联动的应用管理机制,从多头分管转变为协同治理的社会治理局面,形成社会治理大平台、大数据、大联动的格局。”

  汤娟建议,要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形成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购买服务体制,特别是要将政府购买服务向等级评估高的社会组织倾向这些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要借鉴香港的经验,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引导社会组织严格依法办会、遵守章程,建立健全理事会、监事会等内部监督体制。

  4 社会组织要避免成为“准政府部门”

  在葛洪义看来,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要提升服务能力。

  “那么,服务到底是指什么呢?”葛洪义表示,服务型政府实质上就是服务于干事情的人,也就是说有没有为服务对象提供一个将事情做好的环境。在这其中,我们就是要让社会能够管好自己,而政府只是提供一些辅助性的帮助。如果政府管得过多,责任也会无限增大,老百姓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找政府,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政府承担无限的责任。

  另一方面,有些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转移后,会产生变相审批等现象。为此,葛洪义提醒,要防止社会组织变成“准政府部门”或者“二政府”。深化改革就是让社会发挥作用,使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让社会组织、让企业充满活力。法治建设同样要让社会成员拥有自己的权利,并且依法依规行使自己的权利。

  作为社会组织代表,广东省家具协会会长王克也表示,在社会管理转型中,行业协会要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努力为行业服务、为政府服务、为企业服务,推动提高社会组织负责人、工作人员的职业化。“政府可以适当将一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物交给有能力、有责任者。社会组织不是万能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黄伟 黄少宏 见习记者 黄祖健